宗号船大屠杀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

  1781年8月18日,一艘名为“宗”的英国奴隶船从非洲西部的加纳阿克拉出发,准备穿越大西洋,把442名黑奴运往加勒比海沿岸的牙买加。

  我们知道,长久以来,罪恶的三角贸易是欧洲兴旺发达的重要武器。将非洲黑人卖到美洲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,再把美洲的产品运至亚洲,收获的利润和生产的原材料则回到欧洲。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,黑人不是人,而是产生利润的材料,黑人贸易是一种原材料贸易,而黑奴船,则是运载原材料的工具。

  不过,奴隶毕竟要吃喝,需要相对卫生的环境。为了避免亏损,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输标准。比如,必须准确计算出奴隶所需的水粮空间,保持相对卫生的环境、保证海运的路线安全等,这样才能够避免黑奴的死亡,保证船主的利益。

  根据当时的惯例,如果要确保安全运输的话,每吨的装载数量应该是1.75个黑奴,而宗号船大大超过了这个标准。它的负重为110吨,每吨装载数达到了惊人的4人,比安全数字的两倍还要多。

  如果说超载已经够糟糕的话,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才是致命的。11月18-19日,这艘船在3个月的跨洋航行后已经到达了加勒比海的多巴哥,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补充饮用水。

  船长科林伍德生病了,肚子鼓了起来,而大副也在之前的争执中被停了职,当时负责这艘船的,是一个没有登记在册的船员。

  又过了10天,牙买加已经近在眼前,可船员没有认出它来。结果宗号船继续向西航行了300公里才发现开过头。这时候,由于缺水和恶化的卫生状况,疾病开始流行。几名水手和62个奴隶已经死亡。

  船长生着病,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支撑着身体活着等到船开回英国的那一天了。于是,他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。

  这个决定是当时的保险制度下的必然选择。当时的保险制度规定,如果奴隶在陆地和海洋上自然死亡,船主是不能获得赔偿的;但如果是为了保护船上的剩余奴隶货物的生命安全,不得不丢弃掉一些奴隶,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“共同海损”,就可以获得一个奴隶30英镑的赔偿。

 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,宗号船像一艘飘在海上的人间地狱。首先在11月29日,54名妇女和儿童被从紧紧拥抱的臂弯中硬拉出来,像垃圾一样丢进了海里,12月1日,42名男黑奴被丢下海(其中一名努力游了回来)。其间,有人提议说可以不吃不喝坚持下去,只求船员放过他们,但被拒绝了。

  到了最后,看到最终难以摆脱死亡的命运,有10名黑奴轻蔑地从刽子手船员的控制下挣脱下来,从甲板一跃而下,自己跳进海里。

  12月22日,也就是航行了4个月之后,这艘黑色的死亡船终于到达了牙买加的黑河港。科林伍德病入膏肓,不久就去世了。剩下的200名黑人奴隶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(36英镑每人)。宗号船则又回到了英国。一场保险纠纷旋即展开。

  1783年3月6日,船主和船员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。他们说,由于饮用水短缺,将奴隶丢下船是保证船只抵达终点的唯一可行的“技术方案”。而保险公司则认为,船主的经济损失是由错误的航行路线造成的,这笔钱不该保险公司来赔付。而且船只到港的时候,船上明明还有420加仑的水,因此把奴隶丢下船,是恐慌带来的一连串错误决定造成的,并非必然的结果。

  经过两次庭审,双方各抒己见。但他们的争论围绕的并不是人该不该被丢下船,而是奴隶船的损失该由谁负担的问题。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。

  除了格兰维尔·夏普。他是英国学者、改革家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。他从一名被释奴隶那里听到了庭审的消息,第二天就找到律师,询问是否能以谋杀的罪名起诉船员。

  最终的判决是,损失是由宗号船船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,保险公司对不承担责任。但夏普提出的谋杀罪名不予立案。

 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官是曼斯菲尔德爵士,他所站的立场完全是以帮助英国发展海外贸易出发,如果在船上杀害奴隶会遭到谋杀指控,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奴隶贸易的发展和大批相关公司的利润。

  但夏普不甘心失败,他向报社和政界基础了很多信件,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。没有人理他。

  在1787年以前,几乎没有出版物刊登过宗号船大屠杀的详情。而就在这一年,英国废除奴隶制协会成立了,这是包括夏普在内的一批社会活动家和宗教人士奔走呼吁的结果。

  英国议会受到了雪片一般的请愿书,要求重新审查奴隶制问题。次年,“奴隶贸易法”颁行,这是第一步规范奴隶买卖的法令,限制了每艘船上的奴隶数目,避免过差的卫生条件。还提出要避免“所有其他危险、损失和不幸。”

  但这还不够,废奴主义者继续前进,终于让政府通过了1807年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“奴隶贸易法案”,并命令皇家海军执行了“非洲封锁”,除美国之外的各国均不再从非洲进口黑人奴隶。